文/孟醒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盼休养生息。国共两党开始了和平谈判。初期，因为国民党军实力占优，国民党方面想方设法要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和谈成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难有实质成果。随着形势的逆转，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成果。两次新乡和谈就是这种时局变化反映的鲜明实例。
一
1946年1月，由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美国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并于各战地由上述三方面的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三人小组”），受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领导。
具体执行新乡和谈的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第10小组。这个小组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曾乐陶、中共代表纪明（后为黄镇）、美方代表康斯威（后为福格逊、白瑞格）组成。他们于1946年1月27日即飞抵新乡，开展前期工作。
1月31日，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在焦作会合，2月1日举行首次会议，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修武至焦作交通和日本战俘遣送回国等问题达成协议。
2月3日，执行小组在前往新乡途中，调处了国民党军2月2日违约侵占共产党防区修武城北烈杠营事件，被抓走的战士和被夺去的枪弹得以归还。但执行小组走后，国民党军仍赖在烈杠营不走。另外，孟县（今孟州市）问题也是执行小组遇到的重大事件。1946年1月14日4时，国共双方下达的停战令已生效4小时，国民党军队仍从黄河南岸的孟津向北岸共产党解放区发动进攻，侵占了50余个村镇。2月7日、8日，执行小组在新乡举行会议，中共代表强烈谴责国民党军的违约行径，要求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回到黄河以南。但国民党代表竟谎称，这是1月13日，亦即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占领的，不仅不撤军，反要求共产党军队后撤。谈判由此陷入僵局。三方代表为此飞赴北平军调部寻求解决办法，又是不了了之。
为了实现国内和平，2月28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亲自将在邯郸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等5名高级将领送到新乡，并会见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和军事执行小组首席代表。3月3日上午，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抵新乡视察，并听取新乡执行小组关于孟县、交通阻断等问题的汇报。刘伯承、王仲廉参加会议。由于国民党代表无理取闹，再加上美国代表有意偏袒，会谈仍没有结果。此后，国民党军破坏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的事件有增无减，新乡执行小组虽多次到冲突地区调解，但无一成功。
4月初，郑州绥靖公署接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转发的是北平军调部的一份决议，由国、共、美三方举行新乡会议。具体内容有4点：1.会议地点在河南新乡；2.参加代表有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美方代表，新乡三人小组列席会议；3.讨论的主要事项一是停战问题，二是恢复交通问题；4.会议日期由双方通过新乡三人小组来决定。
双方通过新乡三人小组协商的结果是：刘伯承司令员不参加，由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代表参加；刘峙主任不参加，由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子立代表参加；会议日期为4月10日。由此，协商的级别大为降低，预示着双方对达成可执行的协议信心不足或者根本是另有所图。这也预示着，和谈刚开场，就恐难有一个好的结局。实际上，这也不奇怪，重庆谈判虽然有两党领袖参与，达成的协议给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最终也没能避免兵戎相见。再以1949年的北平谈判为例，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增加聂荣臻），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增加刘斐）。经过多轮艰苦谈判，达成双方认可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在双方约定的签字最后期限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在4月10日的谈判中，国共双方参谋长赵子立、李达参会。
二
新乡和谈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草案，协议最后明确“本协议经双方上级批准，互相通知后生效”。
该协议的大致内容是：1.关于停战问题。自本协议双方批准之日起，实行认真的停战，不再互相争夺据点和地方。以焦作、修武、辉县、淇县至安阳铁道以西，安阳至淇县铁道以东、汲县（今卫辉市）、延津、长垣、考城（后并入兰考县）、曹县这一凸字形上的双方实际占领线为缓冲线，各自向后撤3.5~5公里。迨国民党军由淇县至安阳的铁道西侧和东侧撤退到距铁道线不足3.5~5公里时，双方对等地向后撤退。在这条缓冲线以北，原由国民党军占领的浚县、滑县、东明、菏泽、定陶各县城仍由国民党军占领之。2.关于恢复交通问题：平汉铁路安阳至新乡段，以国民党军为主，以中共军队为辅，并协助铁路局修复之；安阳至磁县段，由中共军队协助铁路局修复之。此后，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修复的公路很快完工，而国民党方面负责的公路迟迟未修复。
协议明确的“经双方上级批准，互相通知后生效”，实际上成为不执行的托词，因为双方谁也没有通知对方批准生效，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也很好理解，当时郑州绥署正向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兵力支持，准备围歼中共的中原军区和水东军分区；计划达到目的后，再向蒋、何要求更多兵力，辅以河南的保安部队向北线进攻，最终打通平汉路。国民党和平谈判只不过是军事进攻的幌子而已，因为多方呼吁要求和平，不能不装装样子，又想借此树立热爱和平的形象。
就在3月底，何应钦电令郑州绥署拟订《打通平汉路计划》并报核。郑州绥署遂依据郑州绥靖会议报告中关于进攻问题的作战意见，将平汉铁路正面的地区（30公里左右）划为攻势地区，将其东、西两侧划为守势地区。所谓“守势地区”即国民党军占领区域，组成守备兵团和机动兵团，防止中共部队进入；所谓“攻势地区”即解放区，组织进攻兵团、守备兵团、机动兵团，向中共军队的根据地进行攻击作战。该计划强调，打通平汉线的目的是迫使中共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伺机消灭在该区的中共军队主力，最终保障平汉路通车。
该计划后面特别说明：报何应钦核准后，郑州绥署仍要求参战部队进行研究，以达成统一认识。
当召集第4、第5绥靖区参谋长和国民党军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洛阳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研究时，裴表示此计划行不通。他反问道：编成3个兵团，沿着平汉路攻击就能把平汉路打通吗？但对于怎么修改，或者可否提出新的方案，裴并没有半字答复，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
为了找到军事进攻的理由，郑州绥靖公署竟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他们让豫北的国民党军夜间自己攻打自己，然后向三人小组谎称，中共军队向他们发动了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背地里还派出参谋处副处长龚梦涛一伙人，偷偷紧跟三人小组。每到一地，即纠集流氓地痞，假扮民众，撒泼打滚，又是哭又是闹，无非一再声称，“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类，却拿不出一件真凭实据。美方代表却不明所以，受到了蛊惑。
4月28日，已过4月20日新乡和谈最后签字日期，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抵新乡，5月2日蒋介石又飞抵新乡，加码部署内战，大批军火运抵新乡。
国民党当局为寻找开战借口，首先加害新乡执行小组的中共人员。6月18日，新乡执行小组赴修武调处冲突，车驶入共产党防区，不停车接受检查，我值勤战士开枪示警，误使国民党翻译郭子祺中弹，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执行小组未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美方公开承认这是一场误会。可毕竟死了人，经死者亲属同意，中共给以优厚抚恤。此事本应平息，但国民党新乡当局却借机大造舆论，声称中共军队故意制造事端，无故伤人，并组织游行，要求严惩事件负责人，并于7月中旬把黄镇软禁，勒令其他中共人员不得离开住所。经中共多次严正交涉与据理力争，10月黄镇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但黄镇被软禁后，新乡执行小组的活动也就终止了，这就是国民党方面的真实目的。至此，和平的幌子也不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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