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副总理长达十九年，凭借卓越军功受到毛主席赞誉，被称为最支持武装斗争的第一人！
1929年1月的长汀，夜雨淋湿了山道。红四军刚刚南下，临时前委会议挤在一座破旧祠堂里。毛泽东望着对面那位眉宇坚毅的青年，问：“前线缺粮缺药，你那边的民团还能顶多久？”谭震林答得干脆：“只要百姓肯出一把米，我们的枪就能响下去。”短短一句话，让在座将领对这个出身纺织厂的“谭喜起”多了几分侧目——此后，他果然把散落的乡勇、撤退的队伍整合成上千人的游击武装，为闽西继续坚持斗争争取了宝贵时间。
追溯到更早。1902年，谭震林生于湖南攸县，家贫而倔强。20世纪20年代，湘江两岸的纱厂、矿井如雨后春笋，工人的觉醒则更快。罢工风潮一波接一波，军阀赵恒惕的巡捕房忙得团团转。22岁的谭震林在纺织厂卷布、挑夜班，却一头扎进工会，组织过两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有人劝他“认命吧，吃碗饭要紧”，他只回了三个字：“不这么干！”粗犷的嗓音传到工棚，点燃了攸县的火种。
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紧随而来。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把他推到最前线。茶陵城头火光冲天，谭震林带着刚拉起的工农队伍冲进县衙，宣布成立工农兵政府，并兼任工会主席。群众手里握着并不趁手的土枪大刀，却第一次在县衙前唱起了《国际歌》。短暂的喜悦后，叛徒陈皓勾结旧部突袭，企图投敌。谭震林带人反击，一夜之间稳住了局面，保下了这个仅有数日之龄的新生政权。湘赣边界从此多了一支成规模的红色游击队，井冈山腹地的门户被牢牢拱卫。
红军时期，他的角色愈发重要。1928年夏，他被推举进红四军前委。到赣南、闽西一带时，纵队士气因连番激战低迷，他以政委身份逐营串连，“今天缺粮，先借老乡的；明天缺药，到山里找药农”，既稳住了部队，也凝聚了民心。1934年10月，中央主力踏上长征，他被留在闽西南，率数千人的游击队转战上杭、永定之间。面对敌军的“梳篦式”清剿，部队夜伏昼行，一连三年点燃烽火。游击区虽小，却牵制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兵力，为陕北的中央红军赢得了喘息空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皖南成为风雨飘摇的前哨。1940年春，谭震林受命赴皖南重建被错杀风波后元气大伤的新四军力量。他白天穿草鞋走村串户，夜里蹲在油灯下给战士讲“为何要守住这片山河”。短短两年，新四军第6师兵力突破万人，江南地区的“清乡”封锁被撕开一道口子，淮南、天长、来安等地的游击根据地相继连成一片，为日后华东战场的背后补给奠基。
1946年夏，全面内战骤起。华中分局、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这些闪耀在史册上的集体头衔，背后都有谭震林“政委”二字。他与粟裕并肩——一边督促地方支前，一边奔走于前线师团之间，确保战场意志统一。济南战役打响前，他带领政治工作队深入城郊，不到三日收编守军两千余；徐蚌会战期间又主导战场宣传，让被困敌军“听得见八路广播，见得着老乡笑脸”，崩溃随之加速。战后总结会上，他只说一句：“能打仗，靠的还是群众。”
1949年底，他调任杭州。整座城市甫脱战火，商号关门，电厂瘫痪，米市哄抬。谭震林把指挥部搬进市政大楼，白纸黑字写下“三件急事”：复航运、稳米价、清匪患。半年后，京杭运河恢复通航，米价趋稳，郊外散兵收编。紧接着推开的土地改革，让浙江乡村迎来数百年来少见的土地再分配。此时的谭已近五十，却仍穿旧军装，一天跑几百里田间，说得最多的是“先把地分好，再说别的”。
1956年，国务院机构调整，新一届副总理名单里出现了他的名字。此后19年，他在财政、农业、商业多个岗位穿梭。那是“鼓干劲、上马又刹车”的年代，收成起伏、财政吃紧，调度粮棉、协调钢材、跑遍黄淮平原听农民意见，成了他日常。一次预算会上，别的部门要追加拨款，他只淡淡提醒：“把裤腰带再勒紧几分，等明年秋后再说。”这些看似倔强的坚持，在后来多次度过紧张关口时显出价值。
改革开放的脚步已在1982年响起，他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有人劝他“该让孩子们跟上潮流”，他摆手拒绝：“公家的道理，家里人也要懂。”六个子女各自谋生，无一入仕经商。1983年9月30日，这位从纺车旁走出的老人病逝北京，享年81岁。同日，《人民日报》刊发讣告，寥寥数语，却足见分量：工农干部的标本，党和军队的老政治工作者，国家建设的多年舵手——谭震林的名字就这样留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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